杨燕琳，男，北京天坛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，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。谈到在武汉的工作，杨燕琳的回答像他高大威猛的身材一样“硬核”：“抢救是常有的事儿，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些情节。那时候不会想别的，把能做的都做到。”

      抢救的时候就只想抢救

     “我没有经历过SARS，这次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传染病。”杨燕琳说，由于身材高大，防护服套在身上比较紧，第一次进病房的时候，他特意让同事帮忙检查，严丝合缝了再进入。

     “最开始因为担心防护服会漏缝，走路、治疗、查房所有的动作都很小心。”杨燕琳说，随着进入病房工作的增加，穿脱防护服越来越熟练，对于工作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。

     “病房里每天都有病情变轻的、变重的，也有病情加重以后不太好的。患者和我以前面对的那些患者一样，无非是这种疾病有传染性。”

如果是白班，每天接班后杨燕琳会进入病房，逐一查看他负责的患者的情况，除了意识不清的患者以外，他会跟每个人都聊聊，有没有不舒服、身体状况怎么样，一趟下来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。

     “印象比较深的是，病房里有不少一家人都感染的情况。比如夫妻在病房治疗，孩子在外面，或者医院外面还有家人需要照顾或者治疗。患者着急，我们看着特别揪心。”遇到这种情况，医生和护士都尽可能地宽慰患者，跟患者多聊几句鼓鼓劲。

     “心理疏导肯定是必要的，患者心理压力减轻些对于病情肯定有好处。”杨燕琳说，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能让他们咳嗽的不咳嗽、腹泻的不腹泻，让重症患者不再加重，让轻症患者能缩短治疗时间，早点出院，才是根本。”

     北京医疗队目前开设了3个病区，每个病区50张床，有不少重症和危重症患者，抢救也是每天都要发生的。

     “作为医生，我们的任务是在病情没有恶化到需要抢救的那一步之前，就采取措施，让患者好转，让病情不要发展到那一步。”但是疾病凶险，医护人员使出浑身解数，仍然避免不了患者病情恶化。

     “真到抢救那一步，不管是插管还是按压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患者活下来，给我们机会继续治疗。”杨燕琳说，“每一次我们心里都只想着‘抢救’这一件事，尽我们最大努力，把能做的都做到。” 

     为了不让患者有压力，尽量不在工作时拍照

     “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，患者看到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医护人员时，心理压力挺大的。”杨燕琳说，医护人员们都会尽量保证说话做事的时候“自然一点、正常一点”，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。

      北京天坛医院医疗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“规矩”，这是刚到武汉大家就商量好的：尽量不在病房内拍照。“有些患者压力比较大，如果我们再在旁边拍照，可能会让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。”大家更多是在进病房前或出隔离区后拍摄一些资料照片，在病房内的工作画面寥寥无几。

      在不忙的时候，医护人员们会尽量跟患者多说几句，有时刻意不去聊疾病，而是聊聊北京、聊聊湖北，也有一些患者由于心理压力比较大，会主动找医护人员交流，很多时候还需要当地医护人员做翻译。“很多患者听到我们的口音，会很好奇，会问我们是哪里来的。这时候我们也会顺势跟他们说，全国各地的优秀医护人员都来支援武汉，一定要有信心。”

      有一对夫妻给杨燕琳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妻子症状比较轻，而丈夫的病情越来越重。每次查房，妻子都会拉着医生反复问丈夫的情况，询问能不能把两个人安排到同一间病房。但由于丈夫病情严重，无法满足妻子的要求。

     “不管谁值班，我们都尽可能地多帮他们传传话，帮他们解决一点问题。那个丈夫的治疗效果不明显，我们尽量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上，让他能够好过来。”杨燕琳说，每一个患者都牵动着医护人员的心。

      您不用知道我们的名字

      很多重症患者血氧饱和度低、喘憋，需要高流量吸氧，但是不太会佩戴和调试设备。“经常是第一次进病房发现没戴好，教给他怎么戴，过一会再进去，发现又没戴好。只能反复教。”杨燕琳说，但当患者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血氧饱和度慢慢上来，会有很明显的改善。

     “看着患者症状变轻，甚至有患者痊愈出院，其实心里还是挺欣慰的。”杨燕琳说。

经过悉心治疗，很多患者的症状越来越轻，患者们对医护人员的感谢之情溢于言表。

     “我们的防护服上会写着名字和单位，但患者们还是会拉着我们，要亲口问我们叫什么名字，是哪家医院的。”杨燕琳说，患者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谢意。

     “我们只是尽了我们职责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所以一般不会告诉患者自己的名字。我们会说，我们是北京来的，北京天坛医院来的。”杨燕琳说。

（文：宣传中心 卢国强 图：北京天坛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）

北京天坛医院宣传中心出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