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离它（新冠病毒）最近的时候，不到10厘米。”经过几个月的接触，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副主任、核酸检测小组负责人吕虹谈起令人为之色变的新冠病毒，已经是神色轻松。近6个月的时间里，核酸小组累计检测核酸样本超5万管，无一遗漏地识别出所有被感染者，特别是在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后，他们面临大量有新发地接触史人员、发热患者、感染者，情况复杂且检测数量、确诊数量屡创纪录，但送检样本无论是丰台区疾控中心还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复检，复核合格率全部为百分之百！

      近日，我们走进PCR实验室，目击了“从接收样本到报告发出”的过程。

      揭秘：如何从一片“草地”中找出那朵“红花”

    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一份咽拭子样本如何变成核酸检测报告上的“阴性”或“阳性”结论，是很神秘的。7月初的一天，我们在北京天坛医院的PCR实验室，目击了“从样本到结论”的过程。

      核酸检测实验室又称“PCR”（基因扩增实验室），用于放大特定的DNA片段，通过DNA基因追踪系统，迅速掌握患者体内的病毒含量。“我们的PCR实验室由试剂准备区、样本制备区、扩增区组成，三个区域是相对独立的。”吕虹介绍，每次检测前，检测人员要根据待测样本的数量，在试剂准备区配置试剂。

      “样本来了。”上午，专门的运送人员通过专用电梯，把几个转运箱运到了实验室，箱子里面整齐地码放着用密封袋包裹的采样管，采样管里是刚刚采集的咽拭子样本。打开箱盖，一股酒精味道扑鼻而来。

      身穿全套防护装备的检测人员对样本外包装再次进行消毒后，迅速转至实验室内部转运箱中，经过专用通道送到新冠检测实验室内。每一个待测样本都需要在样本制备区经过样本核对核收、56摄氏度高温灭活30分钟，灭活后将样本静置几分钟后，检测人员用轻柔的动作慢慢打开密封袋，轻轻将采样管取出进行核酸的提取，整个检测过程往往要持续4-6个小时。

      提取过程中这个比手机大不了多少的方形板上，密密麻麻分布着96个小孔。除了1个阳性对照和3个阴性对照样本以外，检测人员们要准确地把提取的样本滴进其余的小孔，最少时一“滴”仅有5微升，操作稍有不慎，便会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。

      提取准备工作完成后，便上机进行核酸提取，待提取结束之后再将提取出的核酸加入配好的试剂中。接下来通过传递窗进入到扩增区，在已经配置好的核酸样本们就进入到扩增区，在已经设置好程序的荧光PCR仪中进行PCR反应，这个检测时间一般是在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待结果生成后，检测人员需要依据试剂盒说明书标准进行反应曲线的判读。

      “人员情况复杂、数量大，对于疑似病例核酸检测结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我们必须做到‘快’和‘准’，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诊断，感染科和疾控等部门才能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隔离、流行病学调查，对密接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有效地防止病毒再次传播。”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主任张国军说。

      邵青春和王利娟都是是核酸检测小组“元老”，她们就经历了一次考验。“早上接班后，我们开始处理样本。这些样本中没有疑似患者或者其他需要‘特别关注’的，感觉‘运气不错’。”然而当几个小时后样本检测完毕，需要对反应曲线进行判读时，意外发生了。

      “有一个样本曲线变化很明显，但CT值很大，已经接近‘灰区’。”王利娟说，曲线变化明显是阳性的表现，但“灰区”意味着这个样本无法进行准确判断，原因可能是样本被污染或者荧光试剂出现渗漏。为了防止“假阳性”，检测人员必须对操作进行复核。

      两个人马上重新核对检测设备和检测过程，并立即用另一种试剂对原始标本进行复核，在另一种试剂的检测结果中，她们看到了同样的很明显的曲线上升。

      “我们可以肯定，这个样本是阳性。”王利娟说，这名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，CT检查肺部也没有明显变化，因为我们的准确报告，临床科室及时采取了隔离措施，防止疫情扩散。

      “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样本，我们面前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‘草原’，而我们就是要从这片‘草原’里，找出那朵‘红花’，哪怕它隐藏得再深。”王利娟说。

      “我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评价体系，对设备、试剂的性能、灵敏度进行评估等，同时定期对实验室内部环境进行检测，判断实验室内部环境是否存在污染。”基因扩增实验室负责人陈柯霖说，“这些都是获得准确数据的大前提。”

       “10平方米的实验室，只有机器、病毒和我”

      关上大门，面积大约10平方米的PCR实验室成为密封状态。这里平均温度二十八九度，即使不穿防护服，也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。厚厚的防护服、三层手套，穿好全套防护装备，检测人员们动辄连续工作几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，在最忙的时候甚至连续“战斗”一天一夜；每轮检测，他们至少要完成500多次加样操作，摁压移液器超过1500次，每天都面临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。

      “这间1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，经常只有机器、病毒和我。”吕虹说，“我们的战场是这间仅十平方米的小屋，我们的阵地是一盘盘等待检测的病毒样本，我们的武器，就是手里不停摁动的移液器。”

      “每一个样本都有三层密封袋包裹着，采集人员也会对密封袋和试管表面进行消毒，但这个时候采样管里如果有病毒的话，还是‘活’的。”陈柯霖说，检测人员从密封袋里取出样本、打开采样管的瞬间，需要面对气溶胶喷溅的风险。 

      “前几天我从实验室里出来后，感觉有点不舒服，体温37度多，脑子里马上闪过各种不好的念头。”陈柯霖说，“理智告诉我，我没有流行病学接触史，也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检测工作，被感染的几率应该很低，但当时心里还是一紧。”

      “如果我不回家，去住酒店，万一被感染了会影响更多人，只能回家自我隔离。”那几天陈柯霖戴着口罩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“丈夫、孩子、公婆跟我只隔了一扇门，但我不敢见他们”。直到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、体温恢复正常，她的一颗心才放下，那一刻，所有的担忧、压力全部变成泪水释放出来。

       “2月14日，我检测出了北京天坛医院成为核酸检测单位后的第一例阳性样本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个特殊的‘礼物’。”吕虹说。然而这个对于经历过SARS疫情的“老将”来说，几个月后，要面对的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带来的压力超出了她的想象。

      6月14日，医院接到紧急任务，要在24小时内完成7000余人的采样和检测任务。“我们是下午5点进的实验室，看见那么多样本，只想着抓紧时间把它们都做完，根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。”和吕虹一组的核酸检测小组成员李斯文说，深夜，她们才走出实验室，然而一转眼的工夫，她看到吕虹又回到生物安全柜前。

      凌晨2时，新的一批样本全部完成上机检测，吕虹和李斯文在沙发上蜷缩着睡了不到40分钟，就又被送样本的铃声“召唤”进实验室，直到早上7点，才脱下防护服。

      “有好几次我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。梦里恍惚听见10岁的儿子在厨房里收拾碗筷，我记得菜刀就在旁边，担心儿子碰到受伤，但心里这么想，身体却怎么也不听指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吕虹眼圈红了，“儿子总是跟我说‘妈妈，你要找到更多的病毒，我们才能打败它’。”

      “有的时候在实验室里累得坐在凳子上睡着了自己都不知道，但往往都会在上机提取结束前三五分钟惊醒，很神奇，就像心里装着一个闹钟一样。”李斯文说。

      “检测组的组员们都很年轻，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，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、没有一个人提条件，和所有的兄弟科室一样，就是这样默默坚持着，坚守着。”张国军说。作为部门的“大家长”，张国军的爱人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，他们的女儿今年高考，两个人却分别奋战在各自医院抗击疫情的第一线，已经很久没有机会给女儿做顿饭。“没事，我闺女大了，不用我们操心。”虽然表情轻松，但说起这句话时这个大家眼中的“硬汉”分明湿了眼眶。

       迎战疫情，贡献“天坛力量”

     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核酸检测成为确诊的重要指标，也成为对检验科的巨大考验。

      1月26日，农历正月初二，检验科接到命令，准备进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。“晚上接到的命令，要求用一周的时间完成两个PCR实验室的改造。”陈柯霖说，“当时对这种病毒还很陌生，怎么保证安全、怎么保证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，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，压力确实挺大的。”

      一边改造，一边完善安全预案、各种质控标准，各种推演、演练、人员培训……像很多部门一样，核酸检测小组的成员们没有春节，在马不停蹄的忙碌中，迎来第一份核酸样本。

      “第一波疫情给了我们很好的锻炼机会。”张国军说，第一波疫情对北京的影响相对较小，也给了检验小组时间，在实战中完善流程、培养人员。

      “2020年6月12日，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……”这是张国军写在自己QQ空间里的一句话，新发地聚集性疫情让这个51岁的老“检验人”遭遇了“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”。

      6月11日突然出现的疫情，打破了北京市连续56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平静；6月12日，北京天坛医院确诊“1号”“2号”病例；6月13日，疫情源头锁定距离医院仅3.5公里的新发地市场；6月14日，医院和市场所在的花乡地区被列为全国唯一的高风险地区……

      短时间内，大量有新发地市场接触史的人员、发热患者涌入北京天坛医院这家新发地周边唯一的三甲综合医院，急切地要求进行核酸检测；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和核酸检测覆盖范围的扩大，核酸检测小组面临的压力从几百人上升到几千人、几万人，确诊病例数量一再突破记录……

      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两个PCR实验室共有核酸检测设备8台；在这轮疫情初期，算上主任张国军，核酸检测小组成员共9人，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调集了检验科其他小组的支援力量，扩充到了19人。为了实现“第一时间”，检测小组几乎是人和设备一起连轴转。

      “后半夜的检测太‘痛苦’，困、缺氧让人的大脑混沌不清，但必须要硬上，我们一个环节掉链子，可能会影响到抗击疫情的大事。”李斯文说，每到深夜，两位一起值班的检测人员会互相辅助核对，反复确认操作流程，避免人为操作的失误。

       “经过第一次疫情，虽然每个组都检测出了阳性样本，但已经没有最初的紧张。主要是突然增加的检测数量，让我们心理上有些猝不及防。没有其他办法，我们只能相互支撑，这个时候谁也不能掉链子。”吕虹说。

      除了一直坚守的“老兵”外，新鲜的血液不断加入核酸检测小组。龚晨出生于1997年，今年是上班的第一年，年龄最小的成员。“第一次穿上防护服很兴奋，但是进实验室第三个小时的时候，N95让我头脑发晕、喘不上气。吕虹老师说，不管你的技术怎么样，能不能撑过3个小时的憋气是首要条件。”龚晨接受了7天的“魔鬼训练”：每天完成正常工作后，从下午3点开始，就要穿着防护服、戴着护目镜练习向深孔板里加样。从最开始的找不到小孔，到现在能娴熟地进行操作，龚晨即将成为核酸检测小组的有生力量。

      除了院领导和各科室的支持外，6月20日，来自广东多家医院的21名检验人员带着他们的实验室，星夜驰援北京天坛医院。顾不上舟车劳顿，他们与北京天坛医院的核酸检测小组组成“京广线核酸检测团队”，经历了12小时完成12635人次检验的考验，帮助北京天坛医院日核酸检测能力达到1万管（以低风险人群1:5混采，相当于约5万人）。

       “北京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了。经历了这场‘战争’，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洗礼。随着入院患者数量增长，我们的检测量没有下降，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停止。”张国军说。

（宣传中心 卢国强 郭依璠 赵晶晶 岳朴  图片来源：检验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