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王忠诚教授一起工作的二、三事
伽马刀室  刘阿力

　　记得1985年5月一天，王教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，“你到我这里来工作好吗?”我说我是神经内科大夫，又不会作手术，到您这儿，我能做什么。王教授说，“你病历写得很好，比赛名列前茅，神经外科大夫手术工作重，没多时间写病历，记载不全面，这些资料非常宝贵，希望你能协助我工作”。这样，我一试就是20多年。
　　勤于思考，勇于实践
　　脑干肿瘤研究初期，由于经验不足，有些手术效果并不尽人意，尤其胶质瘤，肿瘤切多了，病人极易致残，切少了，又不彻底；甚至一些良性肿瘤，手术很成功，术后患者又可能死于并发症……。当时我心里想，为什么不作些疗效好的肿瘤研究，这样难的病例能搞出什么名堂，在工作中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这些想法。王教授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到，疗效好的、手术容易的肿瘤大家都能做。而对这些困难的病例，谁去作呢?为了病人的利益，为了学科发展，我们要敢于碰硬，救治更多病人，学习更多知识。他要求我们对每个病人手术前后作认真查体，观察临床症状的细微变化。王教授每日数台手术，还亲自记录每个病案卡片，画手术草图，认真研究手术前后神经影像资料。对可能发生问题的病人，特别护理，有针对性送护士去儿童医院学习小儿的脑干肿瘤专科护理。那个时期王教授和我们说得最多的话都是在讨论这些病例，每周六从不休息，研究、整理资料，对所有记录的数字都要求准确，决对不能“差不多”。
　　记得早期的几例延髓背侧大型血管母细胞瘤，手术做得很漂亮，几乎是无出血术野的手术，肿瘤全切，患者术后清醒良好，而第二、三天开始呼吸不好，第四、五天又发生胃肠道出血等，病情发展相当严重，有1例患者因此丧生。王教授为此寝食难安，除了工作，话更少了，一脸的“郁闷”。一次就此问题我和他说，书上说如何、如何…，可能是这样，或那样…；他说书都是前人写的，是我们写的，你不做，就不知道！终有一日他说出了他的想法，这些富血运的肿瘤突然被切除后，原本在它周围的延髓从低灌注一下进入正常的血运灌注，这就好比人一下吃多了“撑着了”，承受不住了，于是这些脑组织就水肿、出血，发生了延髓损伤的临床症状。他还拿出患者术后的MR和我们一起分析，并就此又设想出若干解决方法，在后来的实践中证实了王教授理论的正确，解决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王教授的带领下，我们努力工作，逐渐成长，感觉每天过得很充实，正像他说过的，当医生的一个乐趣，就是天天都可以学习新知识，天天都在解决新问题。……终于我体会到，这是在作前人没作过的事，无论成败，都会给后人留下宝贵经验，什么样的脑干肿瘤可以手术，什么样的不适宜手术；什么样的手术疗效好，什么样的可能致残。脑干肿瘤的分类、治疗的策略、手术的方式，个体化的综合诊疗等等逐渐一一清晰，不但临床经验越来越多，还作了许多动物实验反证。这些被王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不断转化为生产力、过硬的技术用于临床工作，服务于患者；总结经验，发表文章，写进教科书，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……，这种不断创新，严谨求实，坚忍不拔的科研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。
　　学富五车，不善言辞
　　和王教授一起工作时，经常会帮他作些文字工作，如写文章、回信件等，尤其是一些英文稿件、信函，每次完成后，我都检查好几遍，再送给他看。可每次他都能发现一些“小”错误，还讲出修改理由。态度和蔼可亲，很是让人佩服。王教授平日话不多，但说出的话均在“点”上，哪怕只有一个字。他培养了大批学生，有许多论文需要修改，他只要认真看一边，错误都不会逃脱他的眼睛。王教授喜欢读书，除了业务书籍，还特别欣赏线装、宣纸，文字竖排的中国古典小说。他的英文学习从不间断，每天要看“China Daily”。过去写满英文单词的小纸条总是装在上衣口袋里，随时查看，后来Casio电子字典随身带，时不时拿出来学习，还经常考考我们。接触久了，你会感觉王教授肚子里学问很深，故事很多……。开个玩笑说，王教授的学识用他的语言表达可能只有百分之五、六十，况且他早年当过小学教员，纠错能力特强。时至今日，我写得稿子，没有他老人家看一下，我总觉得还有错的地方。
　　和王教授一起工作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，我觉得他不仅是个好医生，好老师，更主要的是他将中国的神经外科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带到与国际水平比肩的高度。他的名字将浓墨重彩地写在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史中。他的学风，他的精神，他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